新书 | 文贵良《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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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文学论丛”

《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文贵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标示，1917年仍然不失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新文学”，它表示的是“新”/“旧”、“传统”/“现代”的区分，因此“现代”还是一个价值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常常还有第三种指向，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指代的是1917年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后的新文学，暗含一种语体意义，特指现代白话语体，排斥了文言语体。

要描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步变化，打通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通道，就必须回归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

本书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十位著名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概念，姑且把这十位著名作家称为“轴心作家群”。他们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胡适、鲁迅、周作人。

今日微信内容节选自文贵良教授新著《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导论部分。标题为编辑后加。

回归语言本位

追溯语言层面的现代文学发生史

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和白话文，反对文言和文言文。这一事件被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事件。1920年，“教育部令行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按，疑漏一“校”字）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规定语体文进入小学语文课本，白话文被教育体制认可，标志着白话和白话文获得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肯定，这常常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文学的胜利，尽管算不上彻底胜利，但确实可视为决定性胜利。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文言、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离不开文学汉语的现代性，而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是以现代白话这一形式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汉语之间这种相互缠绕的关系，常常成为研究的焦点。这种缠绕关系可以表述为如下问题：文学汉语的现代转换如何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本书以晚清至“五四”时期轴心作家群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植根于文学汉语实践，通过描述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通道，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即回到文学的根本基础（语言）上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把文学的发生置于语言的实践过程中思考，能最为合理且有效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部方式。如果说以文学汉语实践的方式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其合理性，那么哪一种探讨又不牵涉文学汉语的实践？因此宽泛地把所有文学写作都理解为文学汉语的实践，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理解文学汉语实践才是本质性的区分。比如，如何理解鲁迅和周作人用文言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挫败？一般情形下，会认为他们的译文使用古奥的文言反而造成阅读的障碍；或许还会认为他们的翻译作品多是短篇，不适合时代阅读长篇的审美趣味。这样的理解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看，就不能如此简单地处理。至少要解决如下问题：首先须描述周氏兄弟用古奥文言去捕捉异域故事与体验的形态以及达到的高度；其次要合理解释周氏兄弟后来对这次翻译失败的追忆性否定的边界；最后需要深入挖掘周氏兄弟这次翻译失败中存留的肯定性因素，而这种肯定性的内涵常常被他们的追忆性否定所压制。这些“追忆性否定”和“肯定性因素”都须落实在文学汉语的土壤中。

那么何谓“文学汉语”？文学汉语不同于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一般指普通话，又叫现代汉民族共同语，195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规定：“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样看来好像文学汉语与现代汉语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上不一样。比如，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湘方言、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山西方言、金宇澄《繁花》中的上海方言，都属于文学汉语，但不属于普通话/现代汉语。简言之，普通话/现代汉语无法处理文学汉语中的方言问题。

对“文学汉语”一词，暂且作一个很粗略的规定：指晚清以来中国文学作品所运用的汉语。这并没有规定文学汉语的本质特征。要回答文学汉语是什么的问题，必须回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上。语言是人类交际和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的功能非常丰富，交流信息、表达情感、确立自我、确证存在的方式，无所不能。人类语言中，不同谱系、不同语言类型的语言之间差别很大。汉语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语言。汉字单音节与汉语词形无变化往往被认为是汉语最重要的特质。笔者所说的文学汉语指的是晚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汉语，是“有理”“有情”“有文”三者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汉语。“有理”指向汉语的知识体系，包括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化的知识转型；“有情”指向汉语主体的情感维度，包括个人情感和国家意识；“有文”指向汉语的文学维度，包括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以及文学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有三种属性。第一种属性是现实性。他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思维的现实性源自实践的现实性，也即历史性。第二种属性是能动性。他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即可理解为“能动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是对世界的改造。第三种属性是自由性。他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产生于人们的迫切交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

由此观之，文学汉语实践的现实性表现为晚清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历史客观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贴近人物，表同情之理解。文学汉语实践的能动性表现为中国士人/现代知识分子们主动吸纳或抵制西方语言价值观、西方词语语法叙事方式的意志。文学汉语实践的自由性表现为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中国士人/现代知识分子能充分自主地写作。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主体的实践。文学汉语的实践只能是作家的实践，作家主体的实践。以色列学者博纳德·斯波斯基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语言实践给出了一个简明的界说：“语言实践就是每位个体说话者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所做出的选择之总和……”但对于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作家来说，这个界说有点狭隘。作家的语言实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家在写作时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所做出的选择。这点与博纳德·斯波斯基所说相同。第二，作家写作时对“语”（文言/白话）和“文”的试用、锻炼、改造和确立。第三，作家通过语言实践而催生对汉语、汉字与西语、西字、世界语的价值区分。这三个方面统一的语言实践，才是完整的语言实践。

“文学汉语的实践”如何通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呢？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标示，1917年仍然不失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新文学”，比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两个书名中的“中国新文学”，它表示的是“新”/“旧”、“传统”/“现代”的区分，因此“现代”还是一个价值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常常还有第三种指向，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指代的是1917年胡适、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后的新文学，它在文本形态上有个明显的标志是运用现代白话，引领者为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康白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人，也包括梁启超、吴稚晖等人。第三种指向的“现代”暗含一种语体意义，特指现代白话语体，排斥了文言语体。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可以名之曰“现代性”）而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本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仍然指“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在行文中有时也用“中国新文学”或者“‘五四’新文学”替代。“发生”的英文单词是genesis。《圣经》的开篇《创世记》名为“genesis”，可见“发生”指某物的起始。如果用人的诞生作比喻，则发生既指新生的个体，也指这个个体从受孕开始生长直到诞生的过程。德里达曾把“发生”理解为辩证的发生，即发生包含矛盾的意义——“起源意义”和“生成意义”。一方面，“发生其实是出生，是瞬间的绝对涌现……是创造、根基性、相关于它者的自主”，其标志是发生品的出现。另一方面，发生总是在某种环境中的时间性延续，即形成发生品的原初物与其所生长的环境相随，被环境所笼罩，所包含，因而它仿佛把环境吸纳进自身，不断改变着自身。因而，“发生”是一种否定性生长过程，同时也是通过这种否定不断形成肯定性内涵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指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发生品的诞生，同时也指这一发生品得以形成并诞生的过程。此处“发生”的含义要比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在《文本发生学》中所说的“发生”的含义要宽泛一些。文本发生学研究作家手稿的起源，以探求文学的审美特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既包括作家个人的汉语实践，也包括这些实践的结果在历史中的变化。正如严绍璗在《“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所提出的看法：文学的发生学的核心问题是探讨文学变异的内在运行机制。

发生源于实践，发生必在实践中发生。新的文学必须得在语言实践中发生。文学的发生源于文学语言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源于晚清民初文学汉语的实践。文学汉语实践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实践主体和文学形式这三个维度展开。汉语造型指向文学汉语的“理”，实践主体指向文学汉语的“情”，文学形式指向文学汉语的“文”。晚清民初的文学汉语实践，一方面向外扩张，向现代西方抓取合理因素；一方面回望古典，坚守中国传统根基；一方面转向民间，汲取有生力量。三方面有时冲突，有时交融。因此，汉语造型在文言与白话、汉语与欧化、标准语与方言之间改变着“理”的结构；实践主体在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价值以及国家、国民与个体的关系中激荡着“情”的发展；文学形式在西方文类与中国传统文类、旧体诗与新白话诗、文言文与白话文、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晚清白话小说与新白话小说等关系中推动着“文”的演变。当“理”为现代之“理”，“情”为现代之“情”，“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于文学汉语时，则实现了某种文类的新生。当不同类型的文类在同一时代均获得新生时，则可说新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

要描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步变化，打通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通道，就必须回归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郜元宝曾主张“在汉语中理解汉语”，受这一精辟概括的启发，不妨再向前走一小步：“在汉语实践中理解汉语”或者“在汉语实践中理解文学”。如果再向前一点就是：“在个体的汉语实践中理解文学汉语”或者“在个体的文学汉语实践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晚清民初开展汉语实践的“个体”那么多，事实上不可能全部论及，那么哪些“个体”才是必须论及的？本书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十位著名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概念，姑且把这十位著名作家称为“轴心作家群”。他们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什么是这十个个体而不是其他个体？比如王韬、康有为、章士钊、郭沫若、苏曼殊、郁达夫、徐枕亚等为什么不能入选？后面列举的这些作家确也各自卓然成家，但从语言观、汉语实践带来的文体变化角度衡量，这些作家还不具备带动的力量。在上述十位“轴心作家”中，把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七位作为个案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当无疑问。要说明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要选择黄遵宪作为开始？第二，为什么要加入王国维和吴稚晖？

第一，为什么要选择黄遵宪作为开始？与黄遵宪最有比照意义的人物是王韬。王韬（1828—1897）1849年入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麦都思翻译《圣经》，1862年避居香港，1867年受传教士理雅各邀请漫游欧洲三年，其间帮助传教士英译中国经典，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王韬年轻时就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曾漫游欧洲，是中国传统读书人中较早走出国门，感受西方现代之风气的人物；并且创刊报纸，撰写报章文体，又是中国读书人中较早利用现代媒体著书立说的人物。从这两个方面衡量，王韬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掘墓人。但实际上，王韬并未成为这样的人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王韬的语言观带有僵硬的文化民族主义，其“中国语言中心观”太过紧闭和牢固，因而不可能看到其他国家语言的可借鉴之处。他曾写道：

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

即以文学言之，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丁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

余观地球中各国文字。无有备于中国者。余国皆仅备音而不能备字。其在六书中。不过谐声一种而已。

王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汉语中心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与当时所有中国人一样固守着中国中心观；主要原因之二是王韬虽然与传教士共事多年，却不通晓任何外语，严重限制了他对西语的理解。第二，王韬的译著与创作虽然非常丰富，却并没有在语言造型以及文学形式上提供现代形式。他一生与多位传教士合作翻译中外著作，协助麦都思等人中译《圣经》，协助理雅各等人英译儒家经典，与傅兰雅等人合作中译西学著作。他自己的创作就更为丰富，重要的有游记《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小说《遁窟谰言》《淞滨琐话》《淞隐漫录》《海陬冶游录》《花国剧谈》，诗歌《蘅华馆诗录》，报章文文集《弢园文录外编》等，采用新名词，叙写域外民情风俗，记录中国人的当下生活，带有某些新的因素。但是这些著作都用文言书写，新的因素并没有凝聚成“有意味的形式”，即某种生成性的形式。他的《纪日本女子阿传事》《海外美人》《桥北十七名花谱》《东瀛才女》《花蹊女史小传》等短篇小说都写外国女性，却没有提供多少新意。与王韬相比，黄遵宪至少在三个方面提供了他那个时代先锋性的东西。第一，黄遵宪既大胆地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学主张，又敏锐地看到了日本俗语文体的实用价值。第二，黄遵宪既保持着对汉语的自信，又有意识地采纳日译新名词，丰富着汉语的表达。《日本杂事诗》以“本文—注释”的方式形成独特的汉语造型，开启了新名词在汉语家族中打开意义空间的尝试。第三，黄遵宪的“新世界诗”在空间和时间上表达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他的《日本杂事诗》出版于1879年，与同时期描写海外景观的诗歌比较，则超前许多。比如张斯桂的《使东诗录》（1877）只有诗歌本文，没有注释。也有描写新事物的诗，如写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轮船，却缺乏判断，少见识。多写日本民情风俗，对明治维新的新气象很少关注。又如何如璋的《使东杂咏》（1877）收诗67首，采用“本文—注释”的形式。其中多写诗人旅途见闻，注释中也偶用一些新词语，如“火车”“经理”“邮便”等。最能表现新事物的是写“电气报”的一首，但这样的诗非常少见。《使东杂咏》虽然写中国士大夫的域外景观，但在词语的运用和意思的开拓上，都不能与《日本杂事诗》相比。

为什么要选择王国维和吴稚晖？周扬论新文学运动的准备时非常推崇王国维，他认为“论新文学运动，王国维的名字却总是被忽略，实则王氏在文学修养的深湛与见地的精辟上不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无与比肩的，就是以后也很少有人能及他”。王国维重视戏剧和小说，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懂得艺术创造中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之辩证关系。“在对文学语言的态度上，他虽还设（按，疑为‘没’之误）有提出主张白话，但他对于元剧的采用俗语，创造新词，是极为赞赏的。这个人物有权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周扬的评论似乎过高，但从王国维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看，至少有三点理由令王国维有资格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个案来探讨。首先，王国维对元剧采用俗语、自铸新词极为赞赏，与“五四”新文学的语言观相通。其次，王国维翻译著作中因采用日译汉词所构造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在语言内部突破汉语原有的构造，从而推动了述学文体的演变。这方面的成就要超过晚清两大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最后，他与鲁迅年龄相差不多，经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一个与新文学擦肩而过，另一个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这为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吴稚晖晚清时期提倡万国新语、主张废弃汉字，民国成立后组织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编辑《国音字典》，成为国语运动的重要一员。他在1917年新文学被提出之前，已经在巴黎《新世纪》上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还有用白话写作的短篇小说《风水先生》和长篇小说《上下古今谈》。他的白话文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白话形态，可以名之为“万花筒式的白话形态”。新文学运动提出之后，他坚决站在白话文学的立场。如果没有吴稚晖的白话文，中国新文学的白话文园地里就缺少了一枝带刺的黑玫瑰。

既然以“轴心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那么如何展开他们的汉语实践以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部风景？本书从如下几个层面展开对“轴心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的描述。第一层面，考察“轴心作家”关于汉字、汉语和汉文的观念变化。对于这种观念性变化过程的描述本可以放在对汉语实践的探索之后，但考虑到习见的阅读方式，有时并非如此安排。第二层面，描述“轴心作家”个体的汉语实践带来的汉语造型的变化，旨归在文学汉语的“理”。第三层面，探讨由汉语造型而催生的文学形式的演变，旨归在文学汉语的“文”。第四层面，思考“轴心作家”个体的主体性的现代生长，旨归在文学汉语的“情”。这是整体的设想，具体到对每位“轴心作家”的研究时，这四个层面各有侧重。

目 录

导论

第一章  黄遵宪

第一节“新世界诗”的汉语造型及其意义表达

第二节汉语认知的世界视域与现代开端

第二章  严复

第一节汉语的实用理性与“国语”的现代性发生

第二节“六书乃治群学之秘笈”：汉语的现代转型与

知识范型的建构

第三节古文书写与语言伦理

第三章  梁启超

第一节《国文语原解》与语言政治学

第二节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第三节对八股文的解构：从“二分对比”的改装

到“三段论法”的引入

第四章  林纾

第一节文学汉语遭遇的现代冲突

第二节古文笔法与西语叙事

第三节古文与“五四”新文学

第五章  章太炎

第一节语言文字与“文学”

第二节民族志书写与主体想象

第三节汉语的世界性遭遇与国家想象的亚细亚视野

第六章  王国维

第一节作为“无时代的人”：“我”与“人间”的较量

第二节“新学语”与述学文体

第三节无法诞生的新时代前驱者

第七章  吴稚晖

第一节“替他娶一注音的老婆”：汉字与国音

第二节“自由的胡说”与游戏文

第三节“自成为一种白话”与“五四”新文学

第八章  胡适

第一节文学革命：文学与国语

第二节文学汉语的多重实践

第三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实验

第四节西式标点符号：无声的语言

第九章  鲁迅

第一节“结核”式汉文观与中国人的存亡

第二节汉语实践的“四重奏”

第三节语言否定性与《狂人日记》的诞生

第四节《狂人日记》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

第十章  周作人

第一节国语改造与理想的国语

第二节文言实践：汉语造型与文体感知

第三节白话实践（一）：白话翻译与汉语造型

第四节白话实践（二）：知言与美文

结语  语言实践与文学发生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简介

《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晚清至“五四”时期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章太炎、吴稚晖、胡适、鲁迅和周作人这十位“轴心作家”的文学汉语实践为中心，回归语言本位，沿着文学汉语的汉语造型、主体意识和文学形式等维度展开探讨，呈现语言层面的现代文学发生史。当汉语造型的“理”为现代之“理”，实践主体的“情”为现代之“情”，文学形式的“文”为现代之“文”，并且三者统一于文学汉语时，则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发生。

作者简介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系主任。兼任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代中文学刊》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出版《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话语与文学》《以语言为核——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位研究》《最美汉语：初中语文现代文语言赏析》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现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时期汉语发展的资料整理与研究”(16ZDA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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